回屯兰矿报到那天，父亲把我叫到跟前。他张了张嘴，像是有什么话堵在喉咙口，最后只挤出来四个字：“注意安全。”就这四个字，他说得嘴唇有点抖。我点点头，转身走了。走出去很远，回头，他还站在门口，手搭在门框上，像一截被岁月磨旧了的木头。

我是煤矿子弟。从小，饭桌上父亲总会说起矿上的事——哪个队出了事故，哪个队工人碰着了。母亲听到这些，筷子会顿一下，然后低着头，继续往嘴里扒饭。那些年，我是在“注意安全”这四个字的影子里长大的。

我被分到综掘二队。第一次跟着师傅下井，罐笼往下沉的时候，耳膜嗡嗡地响，眼前是化不开的黑。巷道比我想象的要长，长到好像要把人吞进去。师傅走在前面，矿灯的光柱在煤壁上晃动，像一把没有尽头的尺子。头顶是密密麻麻的锚杆，像倒悬的钢铁森林。风裹着煤尘扑面而来，呛得我直咳嗽。到了工作面，师傅指着掘进机说：“这些铁家伙，你把它当兄弟，它就不给你撂挑子。”那天二班，我跟着师傅加了一桶油。和师傅抬油的时候，肩膀上磨起了泡，泡破了，汗渗进去，火辣辣地疼。他看了一眼，只是淡淡地说：“多练练，习惯了就好了。”升井的时候，我的工装湿透了，分不清是汗水还是巷道里渗的水。看见阳光的那一刻，我差点哭出来。

三个月后，队里让我独立值守一部皮带。起初我觉得这活儿简单——不就是盯着设备转嘛。可第一个夜班就出了状况：托辊异响，我没当回事；半小时后，皮带跑偏，洒了一地煤。班长跑过来，说了我一顿，然后蹲在地上，用矿灯照着托辊让我看：“你听，这声音跟平时不一样。设备不会撒谎，是你没用心听。”那天升井，我没有直接去浴室，一个人坐在井口旁的台阶上，坐了很久。风吹过来，身上凉飕飕的。我想起父亲以前说过的话：“井下的设备是有灵性的，你对它好，它就会替你守护好矿井。”可我突然觉得，自己连“用心听”都没做到。那一刻，父亲的话像一把生锈的钥匙，慢慢拧开了我心里某个拧巴的锁。

后来，我通过努力当上了技术员。刚开始干的时候总是马马虎虎，不是忘这儿，就是忘那儿。父亲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一天饭后，他坐在沙发上，盯着电视，可眼神是散的。沉默了很久，他开口了：“煤矿的技术活，可不是谁都能干的，要用心。矿井的每项数据、每条巷道都不一样。你只有用心了，才会发现，井下其实并不可怕。可怕的是我们不去用心看、用心听。只有掌握了它的规律，我们的安全才有保障。”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没看我，声音很轻，像在自言自语。可我听得出来，他把一辈子在井下攒下的分量，都放在这几句话里了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，父亲老了，可他的那些话，比井下的岩层还要沉、还要重。

一晃，我在井下干了二十多年。这二十多年，我经历了屯兰的投产，也经历了屯兰发展的低谷时期。最困难的那些日子，矿上效益不好，人心浮动，可屯兰的矿工仍在不断创新、开拓进取地奋斗着。他们像巷道里的锚杆一样，深深地扎在煤壁上，撑住了屯兰的脊梁。

今年是“十五五”开局之年，也是建党105周年。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我更应坚守初心，把矿井安全工作持续做实做好。从事技术工作二十余年，我把技术工作扎扎实实抓紧抓实到各工种、各岗位。把好技术关，盯紧安全弦，把安全工作踏踏实实做好，安全有了保障，就是建功。所谓“建功十五五”，未必是干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。立足岗位，把该做的事做好，把能做的事做到位，就是为矿井安全发展出力了。

有时回想父亲那句“注意安全”，虽然只有四个字，却道出了煤矿安全生产的主旋律，是我们煤矿工人坚守的“底线”，更是不可逾越的“红线”。

如今，父亲已经老了。他的手背上布满了老年斑，指甲缝里却还嵌着洗不掉的煤渍。每次我下井前，他还是会像从前那样，站在门口，嘴唇动一动，最后说出口的，还是那四个字：“注意安全。”我也终于明白，这四个字，是他用一辈子的担心换给我的。

屯兰矿的安全生产仍在继续。巷道里的风裹着煤尘，皮带在耳边嗡嗡地转。我走在巷道中，矿灯的光柱打在煤壁上，和二十多年前父亲走过的路，连成了一条线。

那条线，叫传承。

那盏矿灯，还亮着。

那束光，照亮着“十五五”的路。